F.J.M. Farley, Y.K. Semertzidis

在简短地介绍muon g-2的理论背景之后，我们详细回顾了历史上与此有关的所有测量。包括CERN cyclotron实验，CERN首次 storage ring 实验，BNL实验，magic energy的提出和 最近一次在BNL的 third muon storage ring 实验。最后比较了实验和理论的结果。

旋磁比 $g$ 是一个系统的磁矩（磁动量） (magnetic momentum) 和其角动量 (angular momentum) 与拉莫因子 ($e/2mc$) 的乘积之比

$$ \overrightarrow{\mu} = g \frac{e}{2mc} \overrightarrow{J} $$

对于只有轨道角动量 ($\overrightarrow{L}$) 的电子，$g=1$. 当Goudschmit 和Uhlenbeck提出自旋角动量 ($h/4\pi$, $\hbar/2$) 来解释反常塞曼效应 (anomalous Zeeman effect) 时， 人们没有想到，他的磁动量会是玻尔磁子 (Bohr magneton, $\mu_B = e\hbar/2mc$) 的两倍，也即g因子为2. 之后 ，狄拉克发现g值可以自然地从他的关于电子的相对论性运动方程中推得。 Kramers也从经典理论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。他发展了在运动系统中关于自旋运动的洛伦兹协变方程，和有加速度情形下的表达式比较，也能得到 $g=2$.

更惊讶的还在后面。实验测得的电子磁动量事实上稍稍偏大。也即$g=2(1+a)$.而这里的a就被定义为反常磁矩（反常磁动量）。它源于粒子周围的量子场的涨落。关于a的理论计算，以及 在实验上不断测得的更高的精度，都是推动QED发展的主要动力。 令人惊讶的是，发展出的电子的量子场理论竟能对a在实验中得到 0.02 ppm 的精度。其精度的限制来源于独立的物理量： 精细结构常数$\alpha$.

对于muon，其 ($g-2$)的测量也对其本质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：它是一个比电子重约2000倍的轻子，符合QED的预期。实验上，对($g-2$)的测量由在CERN的前赴后继的三个实验和在BNL 的最近一次实验得到。现在已经能达到(对a) 0.7 ppm的精度。 同时，理论上对($g-2$)的预言也随着对QED高阶计算的突破而提高。virtual hardron对($g-2$)的贡献也被重新理清。

故事开始于1956年。那时电子的反常磁动量 $a\equiv(g-2)/2$已经被Crane等人精确测量。 Berestetskii 等人指出，QED中对动量传播子$q^2=\Lambda^2$的费曼截断能对质量为m的粒子 降低为

$$ \delta a / a = (2m^2/3\Lambda^2) $$

/* 事实上，对于任意的理论贡献$a_{had}, a_{EW}, a_{QED}, a_{NP}$ 均有

$$ \delta a_{had or EW or QED or NP} = (m^2/\Lambda^2) $$

*/ 精细结构常数